首先，参谋长没有最后决策权；

苏军条例，参谋长可以向司令提出三次不同意见，如果均遭否决，就只能无条件执行司令命令；

解放军无此规定，但参谋长只有建议权，没有作战决策权；大家可以看看有关纪录片，参谋长开会布置作战任务，第一句话肯定是“首长决心........”；

教员在解放后几次跟总参谋长起争执，都是源于他认为总参谋长，包括代理总参谋长越权------其中玩儿的最厉害的是粟裕，居然提出要亲自掌握六个军的战略总预备队，公然向苏方索要总参谋部组织条例并询问苏军总参谋部权限，连苏联人都感到尴尬了，这一下，不但彭总急了，教员也急了，随即就展开了对他的大批判；

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总参谋长权力职责范围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，粟裕更倾向于苏军的总参谋长形式（众所周知，粟裕这个人，是纯军事干部，没有什么个人野心的），而教员和彭总则更倾向于总参谋长类似于普通参谋长的职权范围；

其次，共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，都有过短暂的“政委最终决策权”，但很不成功，甚至造成惨剧；最终修改为，关于作战任务，军事主官有最后决策权；

第三，除了作战任务，日常工作，尤其是人事，政委有最后决策权（政委还有王牌在手：召开党委会，因为政委一般兼任党委书记，极少情况由军事主官担任党委书记的）；

注意，《亮剑》里面，李云龙提出“团长管军事，政委管生活”其实是不正确的，军事主官只是拥有作战最后决定权，政治主官同样可以管理军事问题----电影《大决战》里多次提到；但反过来，军事建设方面军事主管有很大发言权。但纯生活方面，政治主官拥有高度权威。

第四，解放战争时期，往往是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（四大野战军中的三个均是如此），就是为了防止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贻误战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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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锦之前，101发电报那次，是个极特别的例外：

首先，101用的是“林罗刘”名义给中央发电报，平常无所谓（大多数情况，是参谋长和101商量之后，直接用三人名义发出电报----参见《雪白血红》），但真要较真起来，这是严重程序错误；

第二，101电报，事实上是公然挑战中央决定，有抗命不遵嫌疑。

这不是大军未动之前发出的请示电报，而是大军行动，锦州外围战已经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你突然来这么一个电报，这是公然在动摇最高层的作战决心。

101此举，确实不妥----不过这也是他的老习惯了。

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，罗副政委兼罗政委兼罗副书记提出了不同意见，直接要求101收回这份电报。

潜台词就是：

如果你仍不收回，我就发电报给中央，声明我和参谋长没有参与这份电报，这份电报不代表我们的意见。

甚至我会发电报给东北局，召开常委会议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否决你的意见。

这就是政治正确。

关键时刻，政委的“政治监督”作用得到了体现。

101被迫让步，修改作战部署。

整个过程，参谋长都没有发言，他层次不够，说话不管用。

后来教员很看重老罗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作用，在悼念老罗的诗句当中，直接说了“长征不是难堪日，战锦方为大问题。”

平时

司令：老赵，以后你管生活，我管打仗，互不侵犯好不

政委：嗯，可以，不过触及底线的我都要管

司令：那当然那当然

战前

司令：这次行动我来带小分队执行斩首行动，你来带大部队佯攻

参谋长：这可不行，我来带小分队吧

司令：执行命令！

参谋长：好吧……我们执行命令但是保留意见

司令：这就对了，张大彪，你这个人有两个优点，一个是打仗不含糊，第二个是听指挥，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踹开了，还留你当参谋长

参谋长：嘿嘿嘿您喝酒

战时

政委：老李呢？

参谋长：去前沿了

政委：去前沿了？谁让他去的？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？？为什么不制止？！

参谋长、副司令：……他是军事主官，他要去谁能拦得住

政委：别废话了，马上变更计划

参谋长、副司令：是！政委

参谋长：政委、司令，讨论之前我先说两句啊，这个问题是网友问的，不是我有这方面想法的意思哈。。。我个人先表个态，我坚决遵守我党我军的相关规章制度，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决议。

政委：好的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接下来由我选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相关规定

第五十八条：政治委员在工作中应与军事主官相互支持，密切合作。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，应当提交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，或请示上级解决;紧急情况下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问题由军事主官决定，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，但都必须对党的委员会和上级负责，事后报告，接受检查。

——————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》（2010年8月9日，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，中共中央发布。）

大声：对于这个规定，有人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有意见的同学可以举手发言~！

没有？那就散会..

1942年6月的一天，毛主席看到一份汇报文件后，十分悲痛和震惊，彻夜难眠，文件上说，有一个军分区因政委和司令员意见不一致，导致全体阵亡，经过反思之后，他决定改革政委制度。

当时，这份汇报文件震惊了整个延安，在1942年6月，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、政委王远音，以及多名精英干部全部牺牲！

这是什么概念，意味着整个第八军分区高级干部几乎团灭了啊！而原因是由于在打仗的时候，政委和司令员的意见不一致引起的。

政委制度的源起

政委制度是1929年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，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制度，就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

从1930年起，根据颁布的《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当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主官发生分歧时，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，这个叫做政委最后决定权。

也就是说，打仗的时候，如果政委不同意军事主官的意见，可以一票否决，并且可以最后按照政委的意见实施军事行动。

但，就是因为这个规定，导致了1942年的那场重大伤亡！

改革政委制度的原因

当时日军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大扫荡，攻击的重点就是第八军分区。扫荡开始之后，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就带着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跳出了扫荡中心，进入了饶阳一带。
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第八军分区30团与日军遭遇，激战之后，部队被打散。根据敌情的严重发展，为保存实力，遵照军区指示八分区23团主力开始向外线的“冀鲁豫”地区转移。

当时考虑到30团被打散了，本着不能抛弃一兵一卒的精神，司令员和政委都认为应该先回到根据地，联系上30团再撤离。

当回到根据地中心地带后，司令员和政委发生了分歧，也是悲剧的开端。

当时通过侦查发现日军有向这一带发起合围的迹象，司令员常德善主张连夜转移，跳到子牙河东岸的外线甩掉敌人。

但是政委不同意，政委王远音当时看到根据地的群众十分热情，不想让群众失望，所以他不想撤离，于是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，否决了司令员的意见。

最后他们带部队继续向中心区公路线附近的雪村地区转移，却正好落进了日军的合围圈。司令员和政委连同其他干部指挥员在内，不足1000人的队伍被4000多日军包围。

这一战的结果是，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牺牲，政委王远音被俘后自尽，第八军分区23团、30团伤亡惨重，整个第八军分区几乎全军覆没！

这件事传到延安后，震惊了整个中央，这可相当于成建制的部队遭受重创啊！毛主席当时彻夜难眠，十分难过，随即下令彻查这件事。

最后通过调查，发现是由于军事主官和政委意见不一致引起的，延安总部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
毕竟这个制度之前也出现过问题，比如新四军成立的时候，叶挺是军长，是军事主官，项英是政委。实际上，在军事指挥上，项英是决策人，作为军事主官的叶挺军长反而没有实际指挥权，因为他不是党员。

皖南事变后，叶挺军长也曾经在给延安的电报中提及此事，在说明了政委制度缺陷的同时，也坦诚地承担了皖南事变的责任。

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很多时候，很多部队里的政委擅长从事文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，但是论军事机断、战略战术，他们很多人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经验，这在打仗的时候是很严重的。

新的政委制度

于是，在深入反思和痛定思痛之后，毛主席决定改革政委制度，在1942年9月1日以军委的名义发布规定，取消政委最后决定权，一切军事行动全部由军事主官说了算。

到了10月，又修改了《政治委员暂行条例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，规定：在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一件不一致时，属于军事方面的由军事主官说了算，属于政治方面的由政委说了算，并且发生了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上级长官。

经过改革，政委虽然在军事上没有最后决定权，但是有政治方面的最后决定权，而且通常会在党委会担任书记，掌握着各级干部组织任命的权力，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

当前，我军中政委和军事主官意见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，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》（2003）规定：

第五十八条 政治委员在工作中应与军事主官相互支持，密切合作。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，应当提交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，或请示上级解决；紧急情况下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问题由军事主官决定，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，但都必须对党的委员会和上级负责，事后报告，接受检查。